临沭县：“颐养工程”绘就老党员幸福养老新画卷

在抗战烽火中，山东根据地曾发起合作社运动。当时的合作社如星火燃起。起初，它是群众眼中的陌生(mòshēng)面孔，带着些许理想主义(lǐxiǎngzhǔyì)的色彩，但随着减租减息的风潮兴起，随着群众的觉醒，它从消费(xiāofèi)走向生产(shēngchǎn)，从单一走向多元，农具社、信用社、医药社……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，为人们提供(tígōng)粮食、资金、医疗，甚至文化的滋养。 在1946年1月(yuè)召开的山东省农林合作会议上，主持人耿光波介绍(jièshào)，据不完整统计，全省合作社共计4448处，共有纺车(fǎngchē)720735辆，织机106227张。 山东根据地的(de)合作社类型众多，从(cóng)中心社到联合社，再到生产推进社。这些合作社不仅支撑起了(le)抗战时期的经济命脉，也为未来的社会建设埋下了种子。 解剖一只麻雀，便可窥见一群飞鸟的骨骼与血脉。今天(jīntiān)，我们(wǒmen)回望沂蒙山区最早的合作社——诸葛合作社的起伏，以期重温抗战烽火(fēnghuǒ)中军民同心、一致斗敌的精神。 成立合作社，既是抗战形势所迫，亦汇聚着共产党人审时度势(shěnshíduóshì)的(de)智慧。当时，敌人(dírén)的围困封锁，使根据地军民(jūnmín)的经济供给十分困难，我军的枪弹、衣食(yīshí)、医药极为(wèi)缺乏，民众的生产生活资料更是极度困难，有时一斤盐得10斤谷子才能换到。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，保障根据地军需民用物资供给，适应抗战需要，党组织发动群众掀起生产救灾支前运动。 在红色沃土诸葛乡成长(chéngzhǎng)起来的共产党员靳玉翰(jìnyùhàn)、王金增等，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，于(yú)1939年秋以马家河北村王金增开办的染坊为基础成立合作社，开始组织小农具经营业务。他们还以职业为掩护(yǎnhù)，传递(chuándì)党内情报。当年的染坊，现只留下地基遗迹，唯有大门口那眼深井保留旧时模样。 合作社紧紧围绕群众需求(xūqiú)展开工作。当时的铁制小农具稀缺且价高，一张犁子的价格与上百斤粮食的价格相近。为使当地农民能买到较为便宜的农具，他们从200里外的博山挑犁子、铲头、犁底等(děng)生产资料，赶集摆摊，供应群众。同时，开展回收(huíshōu)业务，将群众用(yòng)坏的废犁、废铲等废钢铁收购起来，送往博山换回新的。“合作社成立时，只有三五人，资金也困难，货用扁担挑，经营业务量小。后来业务量大了(le)，博山货主就(jiù)用骡子(luózi)送货，基本平抑了市场，满足了供应。”马家(mǎjiā)河北村党支部书记王士友介绍。 当时八路军和党政人员生活条件艰苦，进入冬季，仍然穿着破旧的单衣。区乡政府发动群众开展募(mù)棉运动，解决(jiějué)党政军人员的衣着困难。诸葛乡当时所种棉花很少，棉、纱、布均(bùjūn)处于奇缺状态，靳玉翰、王金增先是发动群众捐钱，每户从一千两千到(dào)三万五万不等（当时流通法币，万元相当于现在一元）。后又组织人力从坦埠买回棉花，加工成熟棉，发动党员(dǎngyuán)干部带头，开展土纺土织。他们到外地请机匠当师傅、请木匠(mùjiàng)做纺线车，大力宣传，上门动员，很快发展(fāzhǎn)到了十几个村庄。当时群众唱着募棉歌：“秋风起，天气寒，想起(xiǎngqǐ)战士(zhànshì)要衣穿，棉花土布价钱贵，八路经费有(yǒu)困难，咱们组织募棉会，有钱出钱、有棉出棉，军民同心斗敌顽。” 1940年春天，靳玉翰等人借用了刘家河北刘门章的三间堂屋，办起了纺织社(shè)，添置了一部轧花机，一部弹花机(dànhuājī)，人员也有所增加(yǒusuǒzēngjiā)。纺织社的主要业务是(shì)纺织、印染，同时经营生产资料。是年先后有上下华庄、百鼓峪等村，也办起了纺织社。在纺织社的基础上，1940年12月，正式成立了诸葛乡合作社(hézuòshè)，靳玉翰任社长。 1941年春，乍暖还寒。合作社(hézuòshè)搬进了李家河北村的一处老宅院——合作社会计李洪正的家中。三间堂屋、一间南屋，外加个西棚，成了当时(dāngshí)整个合作社的“中枢”。院子里时常堆着棉花、纺车(fǎngchē)和(hé)布匹，脚步匆匆(cōngcōng)的社员进进出出，或扛着染好的布料，或抱着账本低声交谈。 染坊依旧设在(shèzài)王金增家中，由他的(de)弟弟王金沛负责洗染。可那时，物资(wùzī)紧缺，连最普通的驼黄色染料都成了(le)稀罕物，军衣迟迟无法制成。为了完成任务，合作社发动群众上山摘槐花、搓花粉，一筐筐送进染坊。大缸里泡着(zhe)的是黄灿灿的槐花水，染出的布料透着淡淡的清香，成了八路军战士身上的军装。 织机(zhījī)声此起彼伏，妇女们坐在炕头(kàngtóu)纺线，男人们挑着担子往返集市，孩子们也学着大人的模样卷线团。这不仅仅是一场生产自救，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抗战行动(xíngdòng)。土纺土织不仅解决了军需(jūnxū)民用，也让沉寂的村庄活了起来，老百姓口袋(kǒudài)里有了余钱，脸上多了笑容，日子在战乱中悄然复苏。 1941年1月，沂蒙专署建立工商行政管理局。这一年在区联社领导下，诸葛乡的村社发展(fāzhǎn)很快，全区65个村，村村都有合作社(hézuòshè)。各村社发动群众入股，有钱的入钱，没钱的入物，股金多少(duōshǎo)不限，经营按季(ànjì)兑现红利。合作社还经营缫丝业务，夏天收起蚕茧，缫成小丝，挑到(dào)敌占区的泰安、潍坊、青岛等地出售，换回部队(bùduì)急需的药品、军火等物资，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。 1941年(nián)9月23日，国民党五十一军进攻八路军坚守在卞山的独立营三连及二区区委、区公所机关，诸葛乡根据地沦陷(lúnxiàn)。这时乡合作社及各村纺织组都将(jiāng)物资财产实行“坚壁清野”，合作社的轧花机、弹花机未及时转移，被(bèi)(bèi)敌人抢去。安家圈纺织组徐金铭将六匹(liùpǐ)棉布埋在土窖里，因坏人告密(gàomì)，被敌人扒去。在敌伪顽的进攻“围剿”下，北沂蒙仅有的十几个村的抗日根据地也被敌人占领，合作社只得暂时停业。 1942年8月上旬，我鲁中军区发起反顽战役，将(jiāng)国民党五十一军打退。在区委、区政府领导(lǐngdǎo)下，停业近一年的合作社(hézuòshè)又重整旗鼓开办起来，10月，成立了诸葛区联社。在区联社领导下，原来各村的纺织社、组也重新开办起来，并且不断(bùduàn)发展壮大，又新建了不少村社。这时(zhèshí)的业务仍以纺织业和经营生产资料为主，并开始经营火柴、毛巾(máojīn)等小百货。 1943年(nián)，因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严重春荒，区联社积极(jījí)发动群众掀起了纺织高潮。纺线织布按质量好坏支付(zhīfù)工价，一等线每斤支付谷子(gǔzi)8斤，二等6斤，三等5斤，织一匹布一等工价9000元，二等8000元，三等7000元（当时流通的法币）。以工代赈，帮助群众自力更生(zìlìgēngshēng)，生产救灾，度过荒年。 1944年7月，诸葛区联社第一届社员代表会议(huìyì)在李家河北村召开(zhàokāi)。会议选出(xuǎnchū)了社长，并选举产生了区联社理事会、监事会。至此，区联社在机构(jīgòu)人员方面进一步健全和充实。机构分为业务、会计、运输、油坊、染坊、药股、门市等。 诸葛合作社的(de)建设，在(zài)抗日战争中，对打破敌人封锁、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、支援生产、解决部队(bùduì)被服、枪支弹药、医疗等问题，以及供应军需民用(mínyòng)等方面作出了(le)积极的贡献，深得当地军民的拥护和支持。如略疃村社(cūnshè)1944年3月份在200万元股金基础上办的纺织社，到6月份一结账，每个股金分红6000元。入股社员越来越多，全村百十户(bǎishíhù)人家，只有两户未入股，股金增加到1000多万元。区联社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，股金不断增加，业务经营也逐渐扩大。他们(tāmen)除(chú)原来的经营业务之外(zhīwài)，还在下华庄、常庄两处村社开办了油坊，在华庄、略疃等村社办起了小酒厂。仅略疃一村，一个冬天生产柿子酒40000多斤。 当时在沂蒙根据地工作的(de)经济学家薛暮桥，一直关注诸葛合作社的发展。1947年，他在华北各(gè)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讲道：“1944年，首先在沂水县(yíshuǐxiàn)诸葛区产生了一个真正由群众(qúnzhòng)自己掌握、且为群众所拥护(yōnghù)的区联社。”在《怎样办合作社》一文(yīwén)中，薛暮桥指出：“只要群众生产上和生活上有困难，合作社就应当想(xiǎng)法替他们来解决。至于解决办法，可由群众自己商量(shāngliáng)。许多事实说明群众自己商量出来的办法，往往比某些干部主观想出来的办法高明万倍。” 而今，合作社(hézuòshè)的精神(jīngshén)在诸葛镇开花结果。当地综合考量历史文化、自然景观、产业布局、红色资源(zīyuán)等要素，将全镇100个自然村划分为“陌上花开”“钛向未来”“果乡沂河”3个片区(piànqū)，通过连片规划、连片投入、连片共建、连片发展，将各村资源有效整合、优化重组、科学配置。“我们鼓励引导各村立足农业(nóngyè)传统优势，成立党支部领办创办合作社，发展特色林果、经济农作物种植产业，让村村有产业、户户(hùhù)有收入(shōurù)。”诸葛镇党委书记刘涛说。 （大众(dàzhòng)新闻记者 卢昱 通讯员 龙超）